当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美国人花钱时会把收入和财富增值放到一起来算，而中国人可能只考虑实际收入的多少，不能提前花未来的收入。
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去直接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比如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像这种案例我们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案例，包括神户、阪神地震的灾害重建它花了10年，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来说明到底中国它的政治优势是什么，这一政治优势什么人受益就很清楚了。
胡鞍钢：根据他的计算，我又进行了处理，就发现，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大约是29.8%，而当时的美国其实只有2.4%，那么到了1900年，也就是说，经过了将近7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提高到23.6%，成为世界No.1，这是1900年的数据，那么中国是多少呢？中国已经从29.8%下降至6.2%，那么也就是说1900年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已经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就是制造业总量的3.8倍，那么到了1953年的时候，美国又进一步上升至它的顶峰44.7%，而中国进一步下降为2.3%，那么当PaulBairoch他一直计算到1980年，那么1980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至31.5%，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略有所提高，大约是5%左右，这是在1991年看到他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引起我的思考，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和其他工业化的国家发展轨迹是不同的？我就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事实就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来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标志什么呢？标志说我们市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王鲁湘：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熟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特别要注重中国自己的国情，叫做国情论，就是我们的发展一定是和历史上和现在有的包括过去有的所有的国家一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么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国情论对于我们的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吗？胡鞍钢：我觉得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中国这条道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因素不断地扩散、强化和演变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必须走的。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到一个开放的特别是全面开放的经济的制度安排，譬如说2002年以后我们加入WTO，这种制度安排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那么第三个创新我们就称之为是市场创新，这恰恰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独特优势，就是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它能够鼓励国内竞争，打破垄断，促进要素的流动，它本身就充满活力，可以说5年前，谁会想到中国会在2009年是世界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没有人相信的，我自己做研究我都不能相信，我说至少也得要到2020年
薄膜太阳能和绿色建筑，还有新能源汽车，储能技术，将这些东西组合到一块，变成了一个新的系统，有人测算过，这一块东西要发展起来，经过若干年后，有可能形成二三十万亿美元的大产业。这三大宏观上的表象笼罩了日本十几年，挥之不去。
我们知道现在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美元的地位问题、美国的主导权问题、发展中国家扩大权力份额的问题等等，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迄今为止还缺乏特别系统和透彻的议论。温度下来了提醒大家，穷人发一件坎肩、加件外套，注意保温别冻着。美国现在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了，但占GDP的80%多一点。国内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新能源，奥巴马团队中的朱棣文，是新能源的专家。
这之前我们是一套方针，之后我们变成另外一套方针了。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围绕这些，总体上的应对是应急短期为主。到了后半期，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对于这样两句话好像有共识，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政策储备？改革：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我长期在改革研究的领域工作，后来在这个领域守望、观察和思考，也有一些心得。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自己走？我们希望近百年来受尽苦难的民族和国家这次能够真正走出去。
这些战略的设计、实施、推进倘若真正见效的话，五年或者更长时间能够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那不得了。可是这样的措施怎么来的？我们通常说政策储备，一个问题开始研究，动手、试验，到政策全面推出来，有时候往往需要十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的震撼比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和想像到的要大得多。面对两个失衡，在这样一个临界的时间点上，我们前面的判断和后面的判断，有些地方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危机爆发前后，是一个时间的临界点。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政府借钱。这个反思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我们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相比。到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全年保8好像没有问题，还有人乐观地认为是9，甚至到10，是不是中国已经实现了V形反转了呢，全球如果是L形，中国是不是V形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价就是国内因素造成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多半是外来的，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大商品飞涨，如油价从十几美元一桶到了140美元，大商品的价格带进来的是输入型通胀，外部的因素占一半以上，内部因素不到一半。奥巴马是认真的，这就构成了他的一个拉手。
第二点感受，万一奥巴马厌倦了怎么办？因为奥巴马干的这些活太超常了，不是常人政治家能够承当的活，一个新产业的诞生不光是技术，还是许多制度的改变。克服经济危机奥巴马有两手，一手是拉手，就是新能源战略，一个是推手，就是负利率。
可再生能源以风能为代表，风电、超导输变电，人们称之为智能电网或者是互动型电网，芯片和计算机跟着入户，使每一个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可以和电网中心互动，自主利用峰谷电价。刚才我说美国有深刻的反省和反思，有了新的战略和目标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大弯子向北去了，我们走了弯路。现在有的学者专家开始关注远期的情况，政府的方针也在调整。有学者建议，我们能不能将调结构、促民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三年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提高十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不到35%，就是一百元钱的GDP里只有35元钱是居民消费的，美国大概是71%-72%，日本大概在67%-68%，俄罗斯也在56%.我当然赞成这个想法，但是具体一想也觉得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现在好像是应急、短期为重。
现在美国的GDP大约是14万亿美元，二三十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现在股市的规模、房地产的力量规模，也超过了互联网的力量规模。比如说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
关于急救期，现在大家慢慢认为已经见底了，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已经将经济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现在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复苏期究竟会是什么样，会有多长的时间，走势是V形、U形、W形还是L形呢？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到7%了，大家认为下半年8%没有问题，因为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平均12%的增长率，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遇到危机之后，下半年总平均是9%的增长率。辜朝明先生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一个新型的，一种阴态下的危机。
负利率是对付我刚才说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解决零利率下没有人借钱的问题。阴态下发生的危机与传统的阳态下发生的商业周期危机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阴态下的这种资产负债表危机，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转变。
这次危机爆发之前，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它在试验室和军用上走过很长时间，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到社会生活和整个的经济生活当中来，它的发展顶点，走到顶峰大概是以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爆发为标志。如果增加一万亿，这样的措施得五六七个上去，才能够将额外的一万亿消费推上去。一是美国和欧洲太不一样了，同样的危机冲击下，欧洲一片沮丧，美国好像到处洋溢着希望，人们共同的心声是幸亏我们有一个奥巴马。第二个比喻，用走路来说，我们的改革开始是在危机的刺激下，政治上做了大的调整，开启了经济改革，但是一开始中国的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的，政治和经济。
军事上能够跟美国竞争的还是俄罗斯，别人竞争不了。第三个层次是政治经济学。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美元贬值。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表示，美国经济虽然已经结束自由落体式的下滑阶段，但复苏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农村的联产承包第一步，它是经济措施，左腿迈出去，然后人民公社取消，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的政治组织，第二步迈出去了。一句话是说这场危机是百年未遇的，这是格林斯潘的话。